編者按：同時作為翻譯家和詩人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汪劍釗承認 翻譯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它既是正面的 同樣也是負面的 在給他帶來世界一流詩人的養料后 卻對他自己的創作立了一堵墻。俄語專業畢業的汪劍釗如今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比較文學 自稱曾經是西化主義者的他 如今會在課上給學生講唐詩宋詞。我覺得應該是中西文化融合 可能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他說：我覺得一個教授外國文學的人 如果對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解的話 那是失職的 或者是不夠的。他也在踐行這個觀點。在國際詩酒文化大會·草堂國際詩會上發表演講時 他把寫作比喻成一棵樹 根需要向下深扎 同樣也要向天空伸展 根就是對我們自己文化的觀照 對自己文化的吸收。 這種擴展我們可以看作是對其他文化的吸收。汪劍釗接受采訪記者：有人認為詩歌是不能翻譯的 也有一種說法認為翻譯是對詩歌的一種再創造 你作為翻譯家是如何看待詩歌翻譯的？汪劍釗：這個話題確實經常被討論。詩歌不可譯 最早是弗羅斯特說過的 他的意思是詩 就是在翻譯中失去的東西。他的說法也證明了詩歌翻譯的難度。我倒覺得詩歌實際上還是可譯的 為什麼可譯？首先從實例來說 比如我們今天讀到荷馬史詩 《神曲》 《圣經》等作品 世界上大部分人讀到的恐怕都不是原文 我們很多人都是通過英譯 中譯 或者其他的譯文讀到的。它們從原語言被翻譯后 也沒有因此使它的偉大就變得消失了。從這個實踐的例子來講 詩歌還是可譯的。人們為什麼會認為詩歌是不可譯的？在我看來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們通常會認為有一等一的翻譯 就是一等一的交換或者兌現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語言本身是有差異的 像英文譯成中文 或者俄文譯成中文 或者中文譯成其他語言 都不太可能百分之百移植過去。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說譯詩是一場冒險的戀愛。一篇原文放就像一個美麗的姑娘待字閨中 譯者就像是一個追求的小伙子 你要想追上這個姑娘 那你要拿出配的上她的才能。這就像翻譯時 我的目標語和目的語都要有很高的修養 比如把俄文翻譯成中文的話 中文跟俄文都要達到很高的修養 才可能真正把它譯好 也就是進行一場有效的戀愛。但是戀愛有時候可能會失敗 翻譯中間也有失敗。我自己就有 比如翻譯一首100行的詩 我譯到60行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譯不下去了 中間有一些地方我就卡住了 就沒法處理了 這個就像一場戀愛最終就沒有接軌一樣。但是也有一些比較好的翻譯 它像兩人情投意合 最后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之后就有了一個孩子。譯成的作品就像一場愛情婚姻的結果。這個孩子帶有父親、母親的遺傳密碼 但是他肯定既不是他的父親 也不是他的母親。譯詩更多的是原文跟譯文結合的一個孩子 它有很多密碼 但是中間不是完全等同的 這是我對翻譯的一個理解。記者：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你剛才說的就是翻譯的過程是譯者走進詩原作者內心世界的過程？汪劍釗：當然 那是必須的。你要是譯一首詩 不僅是字面上意義的傳導 詩歌它的魅力在于它本身 它有多重答案 不是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作為一個譯者 越多捕捉到潛在的意義 你就越能更好的體現 這其中就包括字面背后的內心世界 它的靈魂世界。我再用愛情做比喻 你譯首詩要像一場戀愛 全身心的投入 才能把一首詩譯好。有時候我們也會發現有的人可能語言很好 但他就譯不了詩 主要原因就是他走不進詩人的內在世界 只停留在表面 沒有進入到內心深處。記者：跟詩作本身語言難度也有關系嗎？汪劍釗：有 有的時候有語言的難度 但更多的我覺得還是文化上的原因。文化層面上的理解 每個詩人寫作都有一些不同于別人的語言 都有他自己的詞匯表。你要譯詩的話 必須基本掌握他的詞匯表 才能夠進行翻譯。記者：像中文 特別是古典漢語 是公認的很難的語言 像這種語言難度會不會影響中國古典詩詞在國外的流傳呢？汪劍釗：當然。我看到的很多中文詩歌翻譯成外文 我感覺差點意思 當然也有一部分比較好的 我覺得很多是譯者本身修養很高 不僅是在文字上的理解力 還有他的詩歌感覺。詩歌感覺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個沒有詩歌感覺的人去譯詩 是很危險的 他很容易把詩歌譯成散文。記者：因為歷史原因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 中國對于外國詩歌的引進是缺課的 目前這段時間算是補課過程嗎？汪劍釗：我覺得基本上補課過程應該是完成了。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是 跟當時的國情有關系 幾乎到了閉關鎖國的程度 比方說很多優秀的外國文學詩沒有譯成中文。我們可能讀到很多作品 不是因為它的藝術層面吸引我們 而是它的政治意義 或者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可能會更多一些。實際上導致有一段時間 有很多優秀作品都沒傳遞進來。80年代以后 隨著國家政治越來越清明 這個狀況是改變了。現在基本上各個國家好作品 大部分也都譯過來 當然空白可能很多 這個是永遠存在的。而且如果說需要補課的話 在我看來可能西方國家該補的課可能更多 因為他們對我們中國文化的引進可能還不如我們中國（引進他們的文化）。記者：你覺得現在中國詩人的世界詩壇地位是怎么樣的？會不會因為語言的原因影響了中國的現代詩歌在世界的流傳呢？汪劍釗：肯定有。中文是一個世界公認的非常難的語言 現代詩歌譯成外文的話難度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 中國詩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還不是那么高的話 當然有我們詩人本身的原因 我們的寫作還沒有偉大。我覺得中國一流詩人也不少 但是偉大詩人可能目前還沒有出現 還有提升的空間。一流詩人很多 但是偉大的詩人才可能讓所有國家把你作為源頭詩人來學習。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 跟經濟有一定的關系。比方說美國 美國作家他們在世界上的受歡迎程度 有他們藝術上的成就 跟經濟的強盛是有很大關系的。比方說像我們平常不怎么看重的越南 或者說其他的一些小語種的國家 也許他們也有很偉大的文學 但是由于他們國力的原因 還沒有被人家認識到。記者：經濟是如何決定文學的傳播呢？汪劍釗：一般來說一部小說 標注是一個美國作家 跟標注是一個俄國作家或者是一個越南作家 銷量是不一樣的 盡管可能是同一部作品。就像可能一雙皮鞋。 貼的標簽是意大利造的和溫州造的 售價是不一樣的。因為現在這個時代 如果放在流通角度來說 文學實際上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質 盡管文學本身不是商品 但是作為一本書來說的話 出版社把它當商品看的。汪劍釗記者：你當初做翻譯工作是一個無心插柳的過程 做翻譯對你的文學創作原創有什麼幫助嗎？汪劍釗：有影響 這個影響是兩方面的。因為我原本并不是想做翻譯的 我上大學的時候英代外語多益補習班 夢想就是成為一個詩人 而不是一個翻譯家。但是我上大學的時候 能夠借鑒的中譯文作品很少 因為以前沒怎么翻譯過的 我去閱讀外國優秀作品 很多必須要閱讀原文 在這過程中我就做了一些翻譯的嘗試。一方面讓我加深對原文的理解 另外一方面促進我外語的學習。翻譯對我肯定是有正面的作用 讓我開闊了眼界 讓我接觸到了很多世界一流的詩人 比如像我翻譯的俄羅斯詩人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捷斯塔姆 他們是在我剛剛定義的偉大詩人那個行列的。翻譯他們作品 無疑對我的寫作是有啟示的 他們在我面前樹起一個標桿 我知道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負作用 因為這些作家太偉大 有時候會對我的寫作信心造成一定的打擊。我想人家都寫那么好了 我還能怎么寫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 翻譯占用了我很多時間 精力 甚至有的時候我的創造力也在翻譯上消耗掉了。因為有的很好的詞匯 也許我放在創作上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在翻譯上用過了 我就不能再用到我自己的原創上了。記者：剛剛提到的俄羅斯文學巨匠 他們寫作方式和思維方式會影響你嗎？汪劍釗：那是毫無疑問的。記者：會改變你原本的一些東西嗎？汪劍釗：那肯定是。我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說漢語 漢語文化和思維肯定是對我有影響的。我自己最早是受古典詩詞的影響。因為你是中國人 即便你沒有讀過唐詩宋詞 但唐詩宋詞作為文化血液里面一部分 已經在你的脈管里面流淌了。但是俄語 它相對漢語來說有它的復雜性。漢語有漢語的復雜 俄語有俄語的復雜 比方說變格、變位、從句等等。所以有的時候在我的寫作中會出現別人看來可能歐派的句式 這樣句式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是對現代漢語的一個豐富。記者：中國文學傳統的抒情文化 比如鄉愁。 是中國文學的范疇里面比較獨特的 它們會不會因為你在不停的接觸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 隨后慢慢消失？汪劍釗：那不會 鄉愁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這個詞在歐洲語言里發音都差不多。但是各個國家對鄉愁的反映方式是不一樣的 有的可能會更直白一些 有的更隱諱一些 有一些更傾向于用說明性的文字來表達 直抒胸臆 但有的可能必須委婉。相對來說中國文化可能會更含蓄一些 西方的可能會更直接一些。骨子里我是內向和含蓄 但有的時候不乏會有很外向的 甚至會表現很尖銳 我想可能也是跟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的影響有關系。記者：你沒想過找出幾個話題來整理一下 同一個話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現形式是怎么樣的？汪劍釗接受采訪汪劍釗：沒有。對文化的理解 肯定是我有我自己的思考 而且我個人是傾向于打通各種文化的隔閡的。我剛才在會上發言的時候提到過一個觀點 我從寫作角度來說的。我把寫作比喻成一棵樹 它的生長必須要有它的根 沒有根這棵樹是活不了的 而且這個根必須扎的越深越好 只有根扎的深 向上生長的枝葉會越繁茂。這個根就是對我們自己文化的觀照 對自己文化的吸收 包括對文化傳統的理解 對自己國家民眾的理解 對文化形態 包括生活方式等等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一棵樹不能僅僅停留在根上 必須要向上發展 向天空伸展 人寫作也必須要向上 或者向自己的周邊擴展。這種擴展我們可以看作是對其他文化的吸收 你吸收越多 你肯定會發展的越好。當然這種吸收是必須消化的 而不是吞進去 囫圇吞棗式的。你把牛排吃下去 不是作為牛排吐出來 而是要化成你自己身上的能量來發揮出來。記者：你也很熟悉的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 她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你覺得這是一個遺憾嗎？汪劍釗：那當然 而且這個遺憾還不是我給她定義 實際上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會主席埃斯普馬克就說過。埃斯普馬克認為 茨維塔耶娃沒有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她的遺憾 但更是評獎委員會的遺憾 可見她的重要性。而且茨維塔耶娃這個詩人 她是一個為世界詩歌 為世界文化有獨特貢獻的詩人 包括她對時代的感知 她對一個分裂的時代 用分裂的方式表達。她特別喜歡用破折號 斷行。她經常用非常激烈的語詞 甚至我們能在一個女詩人的詩歌聲音中聽到一種男性的聲音 這個是她的創造性的東西。還有她對俄羅斯文化的繼承 包括對德語文化的學習 特別是對里爾克的學習英代外語 當然她和里爾克實際上是相互學習 里爾克也從她那邊學東西 里爾克還曾經翻譯過她的詩歌。她是自己在學習以后創造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茨維塔耶娃她作為一個偉大詩人是毫無疑問的。既然她的地位是得到公認的 尤其現在隨著時間的流逝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她的重要性 她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然是遺憾。她沒獲獎跟評獎委員會或多或少的偏見有關系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還是跟她去世比較早有關系。她去世的時候才40多歲 詩歌的名聲還沒有傳播的那么廣 很多作品在其他國家的傳播還不夠。她還沒有得到她應有的榮譽的時候 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而諾貝爾文學獎又恰恰是要評比活著的詩人作家的 這樣就使得最后既是她的遺憾 也是評獎委員會的遺憾了。記者：你覺得這樣的情況會發生在中國作家身上嗎？汪劍釗：我想應該有吧 比方說人們經常提起的沈從文 老舍 魯迅這樣的作家 其實也是沒有被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他們在世的時候確認。回過頭來說 還跟中文翻譯難度有關系。記者：這是你說的漢語被囚禁嗎？汪劍釗：漢語被囚禁這是一方面 因為漢語相對來說有它的獨立性 這種囚禁既有自我囚禁 也有其他語言對它的圍剿和封鎖 就像我們看到自然中樹跟草之間的競爭一樣 草占領的地方越多 可能樹的生長空間就受到壓縮。漢語有很多功能 比方說象形、會意、形聲等等 這些在拼音文字里面是很難得到體現 漢語的魅力在轉換中間可能就失去了 翻譯還是多少有一點遺憾。記者：你覺得你曾經廣泛涉獵俄語的詩歌 俄國思想史 還有英美的詩歌 還有非洲的詩歌。 還有中國的新詩史。你還教授俄語詩歌和中國古典詩歌。汪劍釗：我本科是學俄語的 碩士是在中文系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英代外語國際認證機構 博士念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 我在學外語時對西方的文化了解可能相對多一些。我在學習西方文化以后 又回過頭來觀照本國的文化傳統。有一段時間我可能也極端 認為我基本可以算是一個西化主義者 但是現在我不是了。我覺得應該是中西文化融合 可能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在現在講課的時候會回到中國古典詩歌上 因為我覺得一個教授外國文學的人 如果對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解的話 那是失職的 或者是不夠的。我在北外教書 我覺得很多學生外語很好 對西方文化了解的也很多 但是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了解是不足的。這樣我就希望我的學生能夠更多了解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詩歌。教授中國古典詩歌 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我的學生 是我自己。為什麼？我為了要把這門課講好的話 就必須要付出很多努力 比學生先走一步 先去了解 把我認為好的東西通過我的理解 再轉達給我的學生 推薦他們去學 推薦他們去讀。記者：現在做你學生的年輕人 跟你當年已經不同 他們現在有很多網絡閱讀 快餐化 碎片化的閱讀 你覺得這種閱讀方式的轉變 對年輕人的成長帶來什麼影響呢？汪劍釗：影響是肯定的 但我倒也不像有的人看來好像完全是負面的 我的博士生跟我自己讀博士的時候 肯定是生活節奏 興奮點是不一樣的。我讀博士的時候沒有網絡 寫博士論文還用的是手寫稿 現在網絡很發達 我的學生查資料也非常容易。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 必須到北京圖書館 到北大圖書館去手抄的。另外平常我們生活相對比較單調 沒有那么多誘惑 現在學生受到的誘惑比我們多得多。記者：不會那么專注了。汪劍釗：對 不會那么專注 但是好處就是 他們的信息量很大 他們思維也很活躍。作為一個老師 我就會注意到這些特點 怎么樣幫助利用他們現有的優勢 克服他們存在的短板。記者：你認為酒神精神在西方文學里占了什麼樣的位置呢？汪劍釗：酒神精神在西方可以說是一個壓倒性的文化了。尼采專門對酒神和日神做過比較 他認為日神精神是理性的 酒神精神是非理性的 它的能量可能更大。酒的存在 刺激人擺脫很多理性的束縛 對既有條條框框的沖擊。另外一個 我覺得酒這個東西也很有意思 恰好跟詩歌非常相似的。因為酒需要一個釀造過程 詩歌也需要一個醞釀過程。沒有醞釀 一首好詩是不可能出來。從你有靈感到一首詩的完成 跟從糧食和水放在一起釀造成酒 都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你做的越精細 你的產品也越好。好酒需要更多的投入 好詩也需要我們更多對語言的打磨。記者：東西方都有幾千年的釀酒史 為什麼東方沒有酒神精神呢？汪劍釗：如果挖掘酒神精神 東方其實也有 我們中國人喝醉酒一樣。記者：沒有一個明確的神。汪劍釗：我們沒有明確的神。中國可能更多的是泛神 今天相信灶王爺 明天就相信觀音菩薩 不是完全沒有神 也有信仰。西方從最早的多神教 到后來大部分西方文化就發展成了一神教。在這方面 我倒并不認為中國文化就一定不如他們 因為酒神精神恰好是在一神教之前出現的 也就是說 我們非理性的東西恰恰是在西方文化完成封閉圈之前產生的。我們每次跟老外見面的時候 我倒是建議他們不妨多向我們中國文化學習學習 而且我覺得如果一個西方的詩人 對東方文化了解不足的話 他也是缺了一條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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